滕贞甫长期从事地方以及文化行业事务性管理工作，但他笔耕不辍，坚持不懈。从1983年开始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作品，30多年来咬住青山不放松，出版了小说集、长篇小说等各种作品七八部之多，例如，小说集《大水》《无雨辽西》，长篇小说《樱花之旅》《鼓掌》，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等，在文坛获得各种好评。如果不是酷爱文学和毅力超常，很难想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坐下来写下这些文字。他的作品写自己所思所爱，很有个人风格韵致，也获得多种奖项。2019年，他又出版长篇小说《战国红》，给文坛不小的惊喜。对于长期默默坚持写作而且有自己的文学理想的老作者，我历来都给予高度尊敬。读了《战国红》颇多感慨，对于书写当代现实的作品，且又有充足的正能量，我觉得尤为有必要谈点感想。

“战国红”这书名会让人有各种联想，但就是不会想到它是写当代“新农村”的。“战国红”是近年走红的一款玛瑙，主要产区位于辽宁朝阳北票、河北张家口宣化等地。查有关资料得知：2015年它才在宝石学上被定义为红缟玛瑙的一种。因为与战国时期出土文物的一些玛瑙饰物同料，而此料过去一直被称为赤玉。我对玉石这类玩物完全外行，只是觉得这名字颇为大气豪放，又产自东北，更有一种雄奇瑰丽。这部小说可并不只是用上这个名字，而以此名作为一种贯穿于其中的精神底蕴，小说是一步步接近这个底蕴，或者说一步步磨砺出这道底色的光芒的。当然，要在一篇短文里谈透这部作品并非易事，我想有几个方面可以去接近这部作品：

其一，小说表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

精准扶贫当然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核心主题，再往大一点说，也是在写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书写乡村一直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自鲁迅开启的现代文学传统就是如此，这当然也是中国在20世纪的性质、历史任务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毋庸讳言，中国文学是在书写乡村文明这点上取得世界文学独一无二的成就。但是我们也看到，乡村叙事主要在家族叙事、历史叙事、苦难叙事方面达到一种广度、深度和高度，但是在表现20世纪中国乡村的深刻变化，以及乡村积极的、新的、肯定性的方面，中国文学还一直没有特别卓越的作为。其实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试图寻求的或者说想要找到的创新之路。在这方面出了很多的作品，从赵树理代表的“新文学的方向”，如《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到柳青的《创业史》，当然还有孙犁的《铁木前传》，再到后来浩然的《艳阳天》，其实更早一点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这是一个并不漫长的谱系，但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孜孜以求的一个方向。但是后来因为历史本身不断地变化，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遇到一些困难，拿起就放下，放下又拿起，所以今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又以“精准扶贫”这个时代的召唤作为引导，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一次重新出发。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对乡土叙事新变革的探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激进现实主义，这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作为导引，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一路下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在现代性的激进风格方面做了一种努力。当然，后来也是和时代背景相关，以及和历史的转变相关，所以这段文学激进路线并没有完全进行下去。另一方面，后来出现我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也好，或者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也好，从“文革”后的历史叙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底层叙事都是在这个维度展开的。

不只是这两种方案，另外有一个方面可以称之为积极的现实主义，这也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探寻的方向。现在不再有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这个背景，一种更积极的建设性的背景要求在倡导主旋律的召唤下展开现实主义的新的努力。这个努力当然要在原有的激进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路径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这里说的第三条道路并非是英国的吉登斯所倡导的英国工党左派应对90年代国际形势所选择的调和性道路，我们这里讨论的仅仅是文学要表达的当代现实的肯定性理念。我以为，在20世纪文学史的脉络中，在世界文学的格局底下，我们应该不难理解这种现实肯定性的文学理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以为积极的肯定的现实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它非常深厚的根基，有它非常强大的历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