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形成了“重农轻商”“重农抑工”等文化观念和传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进程，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农业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村是中国广阔的社会，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点。“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演变，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表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新农村”的书写可分为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三个时期，表现为“政治狂热中的新农村”“改革变动中的新农村”“共同富裕道路上前行的新农村”三种形态。 一、新中国：政治狂热中的新农村 1949年，中国再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面对百废待兴的现实，在“红色风暴”的声浪中，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集体化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这场由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部曲构成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得到全面的表现，涌现出《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艳阳天》等影响深远的名篇佳作，艺术地再现了政治狂热氛围中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客观现实。 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运动，是在浓厚的“左”倾政治氛围中展开的，而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亢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这场农村大变动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具体路径是走集体化道路，其目标是共同致富。《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小说都是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由单干个体化最终走向集体化的过程。这种愿望是美好的，设计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没有充分形成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机制，而仅凭一种单纯的信仰和激奋的情绪，把集体化道路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惟一途径。过分强调了政治立场的先进性，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越走越宽广，农民不是越来越富裕，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大变革最终演变成农村大折腾。曲终人散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创业史》的流产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表现集体化道路和个人发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诠释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成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基本模式。由于在理念上形成了走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村的惟一正确道路，走集体化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个人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李准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明确宣告“不能走那条路”。《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三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题材和主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艺术再现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农村的巨大波动，深刻反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矛盾和冲突，热情讴歌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进程。 周立波《山乡巨变》是“一部真实反映5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历史进程历史性大变动的优秀长篇小说”[1]。小说以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为背景，形象地展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进程。小说表达了中国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热情；也表现了部分对土地怀有特别情感的老一代农民如陈先晋、王菊生，坚持走个人发家致富之路的心路历程。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和政治的局限，最终的必然选择是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符合政治要求、体现时代特色的惟一的“金光大道”。 柳青《创业史》是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标志之作，是一部大气磅薄、气度恢弘反映中国农村题材社会主义进程的史诗，小说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合作化进程中两种力量的较量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方面，以梁生宝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代表人物，团结一帮困难群众组建灯塔农业互助组，顶着巨大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共同致富之路。另一方面，以“蛤蟆滩”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代表人物，依凭各自的优势，与互助组抗衡，甚至采取非常手段破坏互助组，企图以个人主义的奋斗战胜集体主义，从而形成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尖锐对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严重对立。由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2]，小说的结局自然是一个体现时代要求的“光明”结尾。 塑造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中心。20世纪50-70年代，是一个表现英雄、书写英雄和塑造英雄的年代。这时期主要有两类英雄特别引人注目：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如沈振新、周大勇、杨子荣、江姐、朱老忠等；一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劳动英雄，如梁生宝、刘雨生、李双双等。而努力塑造社会主义合作化进程中农民英雄，是20世纪50-70年代新农村题材小说一个主要目标。这既是书写英雄时代的必然选择，又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而梁生宝、刘雨生则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典型。他们都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农民中的英雄典型。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趋同性和一致性：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和带领普通群众共同致富、创社会主义大业的理想，有大公无私、以身作则、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谦虚谨慎的美好品质和优良作风；既闪烁着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善良等传统美德之光，又体现出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作家的主观愿望与文本实际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梁生宝、刘雨生这些农村新人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但作品着力塑造的这些农民英雄形象，并未达到作家的预期。新农村题材小说中最鲜明、最成功的人物恰恰不是他们，而是以梁三老汉、亭面糊为代表的落后农民形象。正如严家炎所说：“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的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的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中真正成功地把精神状态从发展中显现得那么惟妙惟肖、令人禁不住要拍案叫绝的，我以为应该是梁三老汉而不是别人。”[3]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话题。 二、新时期：改革变动中的新农村 全方位表现改革波动中中国农村的新变，是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一种主要趋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率先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大”“二公”的体制，农民的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成功激活，中国农村彻底结束了“平均主义”“懒汉主义”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得到鲜明而充分的表现。与同时期工业题材等改革文学不同，小说重点不是再现改革力量与保守势力之间尖锐的冲突，更多的是从侧面透露出农村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农民心理的嬗变。 铁凝短篇小说《哦，香雪》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表现了纯朴的乡村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在一个火车仅停留一分钟的偏僻的乡村小站台儿沟，一群乡村少女“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作买卖”，最后，香雪用她的鸡蛋换来了女学生的一个铅笔盒。“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小小的火车站为乡村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的窗口，一个普通的铅笔盒把乡村少女引向了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作者曾明言“这篇小说来自于我在山区农村的一段短暂的生活。我记得那是1980年一个晚秋，我乘火车在北京与河北交界的一个贫穷小村苟各庄下了车。这个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求变的热望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一群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4]而这种不安于现状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正是社会改革的原动力。 何士光短篇小说《乡场上》通过梨花屯乡场一隅，艺术再现了初步摆脱贫困后中国农民的自信。在特定历史时期，贫穷弯曲了冯幺爸的脊梁，靠仰人鼻息生活；还使他极度自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农村的大变革，让他摆脱了贫困，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他拒绝了曹支书的利诱，驳斥了罗二娘的责难，理直气壮地说明乡场上小纠纷的是非曲直……伴随着他的离场，小说深情地写到“……解放了，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高晓声著名小说《陈奂生上城》也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精神追求。陈奂生原本是靠吃国家救济粮的“漏斗户主”，在新时期党的农村政策引导下，物质生活大大改善，“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他有了“精神生活”的追求，“半夜睡不着，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推醒老婆陪他聊天讲闲话”，并且，爱听说书、看电影和上城。 中国农村的改革，不仅使农民远离贫困，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平凡的世界》孙少安开砖厂致富、《篱笆、女人和狗》中小庚靠养鱼发家；而且导致农民观念的变化：《小月前本》小月在婚恋上违背父亲意愿、放弃门门而同才才泛舟南下，《鸡窝洼人家》两个农村家庭因生活方式的冲突、最终导致两个家庭的重组。 这些作品或隐或现、或浓笔重彩、或轻描淡写，但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表现出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和中国农民崭新的精神风貌，呈现出与20世纪50—60年代迥异的社会主义农村新貌。 塑造改革者形象，是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追求。与同时期的改革文学相比，尽管没有出现像乔光朴、李向南这样广为传颂的“开拓者形象”，但也诞生了武耕新、孙少安、王才等一批农村改革者形象，他们也是新时期“改革者家族系列形象”中的重要构成。 与其父辈相比，这些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改革者保留了中国农民勤劳、淳朴的传统美德，但他们保留传统而不恪守传统，他们顺时而变，果敢地放弃中国农村长期存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观念和“两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以敢为天下先的豪情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勇敢冲破传统观念的桎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胆探索中国农村变革的新路：孙少安在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靠开砖厂脱贫致富，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王才彻底舍弃中国农民长期视为“正道”的农业生产，而专注于视为“异途”的农产品加工，在改变自我命运的同时改变着乡村人们的观念；武耕新凭借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大胆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走共同富裕之路，将北方中国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建设成社会主义农村的美妙天堂，演绎了一曲美丽动人的燕赵悲歌！ 三、新世纪：共同富裕道路上前行的新农村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感应时代的脉搏，顺应社会的呼唤，新世纪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图景自然成为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作品重要的表现内容。与以往大量涌现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小说不同，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方式、审美情趣的变化，新世纪大量涌现了一批新农村题材电视剧。比较有影响的有《刘老根》《插树岭》《乡村爱情故事》《乡村爱情交响曲》《乡村爱情小夜曲》《乡村爱情变奏曲》《喜耕田的故事》《圣水湖畔》《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女人的村庄》《女人当官》《懒汉的幸福指数》《老家门口唱大戏》等等。 新农村题材电视剧没有像上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那样，直面中国农村严峻现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也没有承继上世纪90年代盛行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略显沉重和忧伤的风格。而是另辟蹊径，走一条轻喜剧的风格：一方面顺应主流意识，弘扬主旋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化板重为轻松、变忧伤为喜悦，充分发挥文艺作品愉悦人心的功效，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电视剧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说书、章回小说等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延续，符合中国老百姓“喜欢连续性的传奇故事”的“欣赏习惯”和“欣赏基因”[6]，因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新媒体迅速便捷的传播方式，又使得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受众群特别庞大，这是传统纸质媒体无法企及的。正如广西作家东西所说：“鲁迅那个时代，写一辈子的小说，也许会有三千万个读者，但现在，如果电视台播放影视剧，一个晚上就可以覆盖一个亿的观众影视的传播，可以在一个晚上俘获过去作家们需要一辈子俘获的读者。”[7] 建设美丽、富裕、和谐的乡村世界，是新世纪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终极追求。同样是写农村富裕奔小康，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不再是着力叙写一个或几个乡村致富能手的致富故事，而是彰显先富起来的致富能手如何带领大家组建农村合作社，形成产业优势，走共同致富之路。《刘老根》中的刘老根在城市与儿子生活的过程中，了解到富裕起来的城市人浓郁的乡村情怀，加之自己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于是毅然告别都市回到乡村，搞起了乡村旅游，从而带动龙泉村走上了富裕之路。《懒汉的幸福指数》中在城里开公司的赖亚洲，因不善经营，加上霉运连连，导致负债累累，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被村民视为乡村能人推上村主任的位置，他开阔的视野、城市打拼的经历和人脉使他绝处重生，通过招商引资实行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最终使得全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老家门口唱大戏》中外出打工归来的有志青年徐凤国带回一套酒糟养牛的科学方法，大大缩短了牛的出栏周期，提高了养牛的经济效益。为了推广这一经验，他以提高酒糟价格迫使其他村民自办酒厂，这不仅解决了养牛的饲料，形成了规模，还产生了白酒这一副产品。后又开办白酒灌装厂和沼气池，实现了乡村循环经济。 新农村题材电视剧在表现乡村富裕的同时，充分展示了乡村美好：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淳朴美好的人性人情、绿色环保的食物、美丽动人的乡风民俗、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既是美丽乡村的重要构成，也是新农村最宝贵的财富，是大部分中国人精神诗意之栖居。 人物的喜剧化，是新世纪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一大特色。与轻喜剧追求相一致，新世纪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人物，也呈现出明显的喜剧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人物造型的丑化和人物语言的小品化两个方面。 人物造型的丑化表现之一是小品演员的领衔和担纲。赵本山(《刘老根》《乡村爱情》系列)、高秀敏(《圣水湖畔》)、林永健(《喜耕田的故事》)、潘长江(《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范伟(《老家门前唱大戏》)、小沈阳(《乡村爱情》系列)等，都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小品舞台星光闪烁的明星和大腕，但他们都是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的加盟大大提高了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知名度和收视率。 人物造型的丑化表现之二是非正常化。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人物都呈现出非常态化和正常化的特征，如钱大宝的矮小(《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谢广坤的秃顶、刘能的光头、赵四的歪嘴、谢大脚的大脚、刘大脑袋的头、王天来的女性化(《乡村爱情》系列)，喜耕田的小眼睛(《喜耕田的故事》)等等。 人物造型的丑化具体表现之三是美丑对比。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汇聚了大量的丑星，但这些丑星的身旁常常活跃着一个个靓丽的身影：钱大宝与满一花、王天来与李秋歌、王大拿与杨晓燕等。人物造型上就形成美丑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人物语言的小品化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的幽默。新农村题材电视剧轻喜剧的追求和大量优秀小品明星的加盟，无疑会使电视剧具有小品的幽默，如“叫他朝东不敢朝西，叫他撵狗不敢抓鸡”、“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非得把有夫之妇找”、“就是哭，就是闹。一宿一宿不睡觉。手里拿瓶安眠药。拿着小绳要上吊”等，加之新农村题材电视剧大多取材东北地区，东北方言中特有的幽默风趣又增加了人物语言的小品化。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不同阶段的文学作品又以各自不同的形式艺术地再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同风貌，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