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和谐文化是具有和谐特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反映着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并服务于这一实践。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化，新农村和谐文化的内在文化结构也包含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系统内的各个因素的发展变化，推动新农村和谐文化的发展。

1 新农村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是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是由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原理，经济的发展和强大的物质基础，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和源泉，因为经济发展和强大物质基础的建立依赖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则促使了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都说明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李大钊同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也阐述了文化发展动力来自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这一深刻道理，他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2]瞿秋白对此也有类似的阐述，他说，“人类的文化艺术，是他几千万年社会心灵精彩的凝结累积，有实际内力作他的基础”，正如奇花异卉的生长植根于泥土一样，社会心灵的精彩，就包含在粗象的经济生活中[3]。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角度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胜利了的苏维埃国家需要有一场旨在提高全体人民文化水平的变革，如果不经过这一阶段，“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社会保障，那么，“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即建设社会主义[4]。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预言，随着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必定会带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有明确的论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在乡村振兴中建设“美丽乡村”，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以支撑和谐有序新农村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农村生产经历了农业集体化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以农村生产合作为主要生产组织的经营方式。我国农村生产方式的这一变化轨迹，与我国农村文化发展轨迹是一致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业集体化时代，广大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生产中既形成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团结互助的高尚文化，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以一家一户为主要生产单位，各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家每户都通过承包方式取得一份农村集体土地的经营权，人们在经营中形成了一个责、权、利统一体，这种制度安排解放了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很多农民的小农意识又沉渣泛起，一些农民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想方设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农村邻里互助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村落里仍广泛存在，但已不是农村文化的主流，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去集体主义思想流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的和谐秩序。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其中要求发展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通过产业化手段，发展农村经济。这是我国农村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发展，进入到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转变，从此，我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开始逐步转到产业化方向上来了。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重点举措之一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大批诸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把公司、农户、合作社联结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体中弘扬了集体主义精神、合作精神、共赢精神，正是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新农村和谐文化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