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形成了“重农轻商”“重农抑工”等文化观念和传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进程，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农业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村是中国广阔的社会，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点。“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演变，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表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新农村”的书写可分为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三个时期，表现为“政治狂热中的新农村”“改革变动中的新农村”“共同富裕道路上前行的新农村”三种形态。

一、新中国：政治狂热中的新农村

1949年，中国再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面对百废待兴的现实，在“红色风暴”的声浪中，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集体化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这场由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部曲构成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得到全面的表现，涌现出《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艳阳天》等影响深远的名篇佳作，艺术地再现了政治狂热氛围中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客观现实。

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运动，是在浓厚的“左”倾政治氛围中展开的，而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亢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这场农村大变动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具体路径是走集体化道路，其目标是共同致富。《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小说都是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由单干个体化最终走向集体化的过程。这种愿望是美好的，设计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没有充分形成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机制，而仅凭一种单纯的信仰和激奋的情绪，把集体化道路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惟一途径。过分强调了政治立场的先进性，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越走越宽广，农民不是越来越富裕，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大变革最终演变成农村大折腾。曲终人散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创业史》的流产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表现集体化道路和个人发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诠释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成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基本模式。由于在理念上形成了走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村的惟一正确道路，走集体化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个人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李准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明确宣告“不能走那条路”。《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三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题材和主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艺术再现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农村的巨大波动，深刻反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矛盾和冲突，热情讴歌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进程。

周立波《山乡巨变》是“一部真实反映5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历史进程历史性大变动的优秀长篇小说”[1]。小说以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为背景，形象地展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进程。小说表达了中国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热情；也表现了部分对土地怀有特别情感的老一代农民如陈先晋、王菊生，坚持走个人发家致富之路的心路历程。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和政治的局限，最终的必然选择是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符合政治要求、体现时代特色的惟一的“金光大道”。

柳青《创业史》是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标志之作，是一部大气磅薄、气度恢弘反映中国农村题材社会主义进程的史诗，小说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合作化进程中两种力量的较量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方面，以梁生宝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代表人物，团结一帮困难群众组建灯塔农业互助组，顶着巨大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共同致富之路。另一方面，以“蛤蟆滩”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代表人物，依凭各自的优势，与互助组抗衡，甚至采取非常手段破坏互助组，企图以个人主义的奋斗战胜集体主义，从而形成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尖锐对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严重对立。由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2]，小说的结局自然是一个体现时代要求的“光明”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