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河南村长大喇叭火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喇叭作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曾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想到，这一被历史“淘汰”的物件又被基层工作者捡了起来，并在当前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传播效果。

我国最早的广播电台始于1923 年1 月23 日美国人E·G·奥斯邦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XRO）。

在1949 年以前，不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还是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广播能对基层民众起到的教化作用。20世纪30 年代，国民党曾组织过“广播无线电台”的基层收音工作，共产党也在革命根据地进行过“广播下乡”的试验，但由于覆盖范围有限，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

1949～1956 年是农村“大喇叭”建设的起步阶段。1952 年4 月1 日，全国第一座以县为区域范围的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广播站正式播音。到1956 年底，全国县级广播站达1458 座，广播喇叭增至50.67 万只。借助于这些大喇叭，国家的声音终于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田间地头。

1957 年至1976 年二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一波三折。不过，伴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却迎来发展的高潮期。1973 年全国95%的生产大队和91.4%的生产队通了广播，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已达9900 万只，比“文革”前的870 万只增加了10 倍以上。到了1976 年底，全国安装的有线喇叭发展到 万只，达到了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1976 年，“文革”结束，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广播事业的基本任务也起了变化。这一时期，国家对广播网的建设开始同电视网的建设相结合。

1978 年以后，整体而言，有线广播在农村极盛而衰。随着农村电视普及率的不断提高，单纯收听广播的农村人口日益减少。

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启动和开展，广播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具有的战略意义重新受到重视，我国的农村广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05 年到2006 年间，系列中央文件的出台让农村广播电视的地位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村头的“大喇叭”和乡村调频广播作为农村的“公共传播媒介”，再次被一些地区重视起来。

2003 年3 月28 日，中国第一家乡村广播——陕西电台乡村广播成立，在之后几年间，近15 家省级乡村广播频率相继开播。辽宁、山东、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建立其富有本土特色的对农广播台。

2006 年8 月，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等牵头在湖南长沙成立“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也联合天津11 个区县电台共同打造天津区县联盟广播，引领中国广播界掀起了一股农广联盟的高潮。

除了信息宣发与益智娱乐作用外，大喇叭也被开发出新的功能。在突发灾害性事件中，广播被发现能承担起应急预警的功能。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国正式启动了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

2013 年6 月，“大喇叭”在湖北荆州村头重新响起。报道称，“与传统广播不同的是，现在的大喇叭不仅能为村民们带来包括科普、法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等方面的新信息，通过移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手机就能直接播广播，消息传递更迅速。与此同时，每个大喇叭都安装了一个‘智能芯’，这样，工作人员在荆州市广电大楼的全市广播播控平台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了解各级广播运行的状况，并实现远程操控，真正做到全市广播一张网，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技术在发展，更新更高科技的传播媒介在不断涌现，但是我国1949 年以来所构建的深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街头巷口大喇叭仍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抗疫时期，每个小区、每个村口循环着的广播，是疫情时期加强社会宣传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