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论，当代“三农”题材作家群体，无论基于何种视角，都呈现出一种坚韧的探索和追寻、丰富的痛苦与忧虑。他们充满对故乡与家园的深情眷恋，渴慕重新建构理想中的心灵归宿，但当直面乡村现实世界，却又倍感疏离，家园不再、故乡颓败、情感沦陷，心灵栖居的大厦已然崩塌。故乡与废乡就像一架竖琴的两极，支撑起书写者丰富而痛苦的心弦，鸣奏出低沉的旋律和忧伤的挽歌。

那么，在乡村现代性已然到来的时刻，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如何才能点燃矗立于大地之上的希望，又如何才能架构起灵与肉的桥梁？是直面这些苦难的存在，揭示苦难背后潜在的政治逻辑、社会规范、乡村传统、制度架构及文化脉络，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启蒙，还是将这些苦难的存在诗意化，从文化哲学、生存哲学、存在主义甚至诗意栖居的层面，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哲学超越和审美观照。毫无疑问，前者重在生成强有力的批判力量，但也很容易缺乏对乡村现实的建构；后者重在对现实的疏离(反抗)，但也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遮蔽乃至过度诗意化的倾向。尽管两种姿态各有所长，但无疑都缺乏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如何建设新农村，如何培育新乡村精神，如何建构乡村生活意义，却是当代“三农”题材创作的软肋。可以说，当代作家都不惧怕对现实的批判，也不忧虑对过去的追忆，但在谈及未可预知的新农村之未来时，却往往三缄其口、停笔踌躇。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尽管处于思想痛苦、现实困惑和未来迷惘之中，但还是力所能及地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文学中新农村之未来图景。他们的作品宛如一把锋利精微的刻刀，追忆着过去曾有过的痕迹，一点一点地清理着现实中的杂质，又一点一点地雕镂出他们力所能及的乡村未来。对当代“三农”题材创作而言，这种相对缺乏的文学建构是困难的，也是艰辛的；对作家而言，既要尽其所能地重建新农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又要对之做出极尽可能的、契合逻辑的文学预言。

统观中国当代“三农”题材文学创作实践，我们看到，除了何建明、关仁山等作家的报告文学外，直接书写新农村的小说文本极为稀少，更多的作家是将视点置于乡村的凋敝、农民的苦难和农业的严峻等方面，甚至以“围观”的方式“展览”各种“三农”的苦难景观，文本整体透露出一种揭示多于期待、表现多于思考、解构多于建构的倾向。当然，也仍然有一些作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农村历史与现状的白描式图绘，而是以自我的观察、体验和思考，立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诸种境况，分析农村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态，以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建构新农村，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三农”题材文学的内容广度，也进一步提升了“三农”题材文学的思想深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反作用于现实的独特功能。

按照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五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国家层面对乡村(农民)幸福生活的一种规定。从此种视角来考察我国当代“三农”题材文学创作实践，我们会发现，从改革开放迄今关于“新乡村”(下文简称“新乡”)的文学建构大略经过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期”，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期”，新世纪之后的“整合期”。当然，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陈奂生上城》(高晓声)等文本中的贫穷落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新世纪之后的《带灯》(贾平凹)等小说中依然存在。毫无疑问，这只是中国农村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副面孔。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当代“新乡”的文学建构大多以乡村经济状况的图绘为表现基础，以乡村权力秩序、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生态环境为主要表现内容。一言以蔽之，当代“新乡”的文学镜像就是在上述的基本框架中被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建构与完形。

事实上，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当代乡村作家对“新乡”的书写，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创作，更是对乡村现代性的一种深刻反思与有益补充以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未来的一种文学设计和艺术想象。可以说，无论当代乡村作家在具体创作的形而下层面有多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关乎“新乡”镜像的文学书写，大多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思乡愁，也有别于一种简单重复性的赞美美化，而是将“新乡”镜像的建构与现代性冲击下的当代中国紧密连接在一起，其创作的初衷及其文本意义的最终指向，都是以文学的方式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乡村现实的呈现与探索之中，力求讲述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中国乡村问题、中国乡村故事和中国乡村体验，进而对当代中国乡村作出尽其所能的思考、阐释与建构。